精准扶贫和生态环境保护是贫困地区面临的两个重要任务。生态环境保护要促进精准扶贫，扶贫要推动环境保护，环境保护和扶贫共同构成了绿色减贫。在生态文明和“两山”理论指导下，中国探索出一条绿色减贫的道路。

　　绿色减贫兼顾脱贫与环保

　　农村贫困与生态环境恶化有着密切的共生关系。2016年环保部新修订了《全国生态功能区划》，指出中国有多种生态敏感区，包括水土流失敏感区、沙漠化敏感区、石漠化敏感区、冻融侵蚀敏感区，都是贫困高发地区。特别是水土流失敏感区和石漠化敏感区，是贫困发生最集中的区域。2008年颁布的《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指出，“我国是世界上生态脆弱区分布面积最大、脆弱生态类型最多、生态脆弱性表现最明显的国家之一。我国生态脆弱区大多位于生态过渡区和植被交错区，处于农牧、林牧、农林等复合交错带，是我国目前生态问题突出、经济相对落后和人民生活贫困区”。一些贫困地区在生态保护中具有重要作用，比如贵州25个被纳入国家生态重点功能区的县全部是国家重点贫困县；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涉及5省46个县，其中42个县位于秦巴山连片贫困地区内。生态脆弱和生态功能重要性决定了扶贫必须走绿色扶贫的道路。

　　在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和贫困互为因果。生态环境脆弱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同时贫困也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例如，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在传统的耕作方式下，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石漠化现象日益严重；而这又导致土地产出低，贫困人口增加，形成贫困和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又如，六盘山连片贫困地区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人地关系紧张。因此，要在生态脆弱地区扶贫，就必须探索保护环境与可持续扶贫相结合的模式。

　　贫困地区的发展，如果不重视环境保护便不可持续。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对环境保护重视不足，许多地方的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大量森林被砍伐，草地出现退化，一些湿地被开垦，河流污染严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尽管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但生态环境的破坏会进一步加剧贫困。比如，草原退化造成了依赖草原为生的牧民陷入贫困，沙漠化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村居民的生存。

　　如果不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中西部贫困地区发展会带来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贫困地区大多是重要生态功能区，在国家生态功能区划中，这些地区承担着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护生态安全的责任。这些地区的开发活动受到严格限制，破坏环境的开发活动被严格禁止。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首要责任是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发必须是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因此，在划入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贫困地区，不能延续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只有走绿色扶贫之路，才可能实现脱贫的目标。

　　绿色减贫机制已形成

　　在绿色减贫实践中，一些地方已形成以生态环境建设保护、易地搬迁、绿色产业三种方式相互结合，政府主导、私营部门和贫困人群参与，市场完善和绿色资产建设同步进行的绿色减贫模式。

　　“十二五”以来，国家在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的投入明显增加，一些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项目继续实施。在“十三五”期间，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向贫困地区倾斜。例如，退耕还林还草项目覆盖的范围大部分是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项目实施以后，不仅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而且补贴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发挥了扶贫作用。从2016年开始，新一轮的退耕还林还草项目向贫困地区倾斜，加快了贫困户脱贫的步伐。在生态保护中，生态公益岗的设立发挥了直接的扶贫作用，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被聘请为护林员，直接参与环境保护活动，并获得工资收入。

　　在一些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只有采取移民的方式，才能减轻人口压力、保护环境。同时，这些地区的居民也只有搬迁出来，才能真正进入市场，从而实现脱贫。在“十三五”期间，计划通过易地搬迁实现1000万贫困人口脱贫。在执行过程中，许多地区都扩大了易地搬迁的计划指标。在新的易地搬迁中，第一，搬迁资金支持力度有了明显提高，贫困人群在搬迁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实惠；第二，搬迁与城镇化相结合，许多易地搬迁的人口直接进入了城镇，在非农行业就业；第三，在搬迁过程中对居住、社会服务、就业等进行综合考虑，减轻搬迁人口的不适应。易地搬迁在缓解生态脆弱地区人口压力的同时，也提高了移民的生活水平。

　　在产业扶贫中，绿色产业发展受到了特别的重视。绿色产业是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产业，产业发展不仅为贫困人口增加了收入，而且改善了生态环境。比如种植结构的调整，生态脆弱地区停止种植容易造成水土流失的谷物，转而发展经济林果，减少水土流失，提高产品价值；发展循环农业，实现农业生产剩余物的资源化利用，减少环境污染。比如利用秸秆和果树枝条生产食用菌培养基，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减少了环境污染。

　　生态建设保护、易地搬迁和绿色产业发展三个因素构成了绿色减贫的主题内容。而这个机制发挥作用，有赖于政府引导、私营部门的投入和贫困户的参与。绿色扶贫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特别是易地搬迁或绿色产业发展都需要解决用地问题，这加大了绿色扶贫的难度，因此需要政府部门的介入。绿色扶贫不仅需要投入，而且需要通过市场实现绿色产品的价值，通过私营部门的介入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而贫困人群以土地入股、将政府扶贫资金转化为贫困户的投入，并充分吸收贫困户就业，可大大提高贫困户参与绿色减贫的程度。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和农民参与构成了绿色减贫的三个主体。

　　在绿色减贫中，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绿色资产在增加，市场在完善。首先，绿色资产增加得力于环境的改善，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绿水青山的旅游休闲、特色种养的价值体现出来，并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带来切实的利益。其次，得力于扶贫的投入，来自不同渠道的扶贫资金转化为贫困人群的股份，保证了贫困人群长期的资产收入。与此同时，绿色生态产品的市场逐渐形成。一方面，绿色产品认证惠及了贫困地区的绿色减贫，来自贫困地区的产品得到市场的认可；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微商、巢状市场等方式减少中间环节，使贫困地区的绿色产品直接到达消费者手中。绿色资产和绿色的市场构成了绿色减贫的重要支撑。

　　进一步发挥绿色减贫作用

　　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推动绿色发展，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绿色将在减贫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绿色减贫的市场，提高绿色产品的价值，增加绿色资产的回报。

　　充分认识绿色产品的多样价值。许多绿色产品的价值不仅体现了产品的经济价值，更体现了生产过程中的社会价值。比如，利用秸秆和果树枝条生产食用菌的培养基，其价值不仅体现在产品上，更重要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利用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剩余物，从而减少了污染，保护了环境。但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社会价值往往不能充分体现在产品市场价格中，这就会减弱绿色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提高绿色产品的价值，需要政府和市场同时发力。政府要完善支持政策，从而使绿色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社会价值得到体现，而市场也需要提高对产品社会价值的认识。

　　提高绿色资产的回报率。绿色产品的前提是绿色资产，只有提高绿色资产的回报水平，才能更好地发挥绿色减贫的作用。山林、农地和水面等自然资源都是绿色资产，保护了环境也就是确保了它们的保值和升值。现在的土地流转价格和生态保护补偿都还不足以体现这些资产的价值，需要通过提高资产的回报率，以更好地发挥扶贫的作用。

　　完善生态产品的市场机制。完善生态服务的市场化机制对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需流域补偿、碳汇交易等市场化机制更好地服务于绿色减贫。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365bet-亚洲版官网_best365官网体育投注_365bet体育在线直播研究所）